1.元朝的暴君是谁
2.列传第十四 译文
3.历史上的“三姓家奴”郭药师历仕辽、宋、金三朝，最后结局是怎样的？
4.人物传记
5.韩琦的人物生平
弼性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亢礼，气色穆然，不见喜愠。其好善嫉恶，出于天资。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其终身皆出于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庙庭。哲宗篆其碑首曰："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刻之。绍圣中，章惇执政，谓弼得罪先帝，罢配享。至靖康初，诏复旧典焉。
绍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弼薨，两女与婿及甥皆同居，绍庭待之与父时不殊，一家之事毫发不敢变，族里称焉。历宗正丞、提举三门白波辇运、通判绛州。建中靖国初，除提举河北西路常平，辞曰："熙宁变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为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员外郎。未几，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直柔，绍兴中，同知枢密院事，别有传。
文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晋高祖及宋翼祖讳改焉。少与张昪、高若讷从颍昌史炤学，炤母异之，曰："贵人也。"待之甚厚。及进士第，知翼城县，通判绛州，为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
西方用兵，偏校有监陈先退、望敌不进者，大将守著令皆申覆。彦博言："此可施之平居无事时尔。今拥兵数十万，而将权不专，兵法不峻，将何以济?"仁宗嘉纳之。黄德和之诬刘平降虏也，以金带赂平奴，使附己说以证。平家二百口皆械系。诏彦博置狱于河中，鞫治得实。德和党援盛，谋翻其狱，至遣他御史来。彦博拒不纳，曰："朝廷虑狱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还，事或弗成，彦博执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诛。以直史馆为河东转运副使。麟州饷道回远，银城河外有唐时故道，废弗治，彦博父洎为转运使日，将复之，未及而卒。彦博嗣成父志，益储粟。元昊来寇，围城十日，知有备，解去。迁天章阁待制、都转运使，连进龙图阁、枢密直学士、知秦州，改益州。尝击球钤辖廨，闻外喧甚，乃卒长杖一卒，不伏。呼入问状，令引出与杖，又不受，复呼入斩之，竟球乃归。召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贝州王则反，明镐讨之，久不克。彦博请行，命为宣抚使，旬日贼溃，槛则送京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荐张环、韩维、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劝以厉风俗。与枢密使庞籍议省兵，凡汰为民及给半廪者合八万，论者纷然，谓必聚为盗，帝亦疑焉。彦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脱有难，臣请死之。"其策讫行，归兵亦无事。进昭文馆大学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锦结宫掖，因之登用。介既贬，彦博亦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许州，改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至和二年，复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与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为庆，语见《弼传》。
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彦博呼内侍史志聪问状，对曰："禁密不敢漏言。"彦博叱之曰："尔曹出入禁闼，不令宰相如天子起居，欲何为邪?自今疾势增损必以告，不尔，当行军法。"又与同列刘沆、富弼谋启醮大庆殿，因留宿殿庐。志聪曰："无故事。"彦博曰："此岂论故事时邪?"知开封府王素夜叩宫门上变，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为乱。沆欲捕治，彦博召都指挥使许怀德，问都虞候何如人，怀德称其愿可保。彦博曰："然则卒有怨，诬之耳。当亟诛之以靖众。"乃请沆判状尾，斩于军门。
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横垅故道。北京留守贾昌朝素恶弼，阴约内侍武继隆，令司天官二人俟执政聚时，于殿庭抗言国家不当穿河于北方，致上体不安。彦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后数日，二人又上言，请皇后同听政，亦继隆所教也。史志聪以其状白执政。彦博视而怀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诘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彦博曰："天文变异，汝职所当言也。何得辄预国家大事?汝罪当族!"二人惧，色变。彦博曰："观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无得复然。"二人退，乃出状示同列。同列皆愤怒曰："奴敢尔僣言，何不斩之?"彦博曰："斩之，则事彰灼，于中宫不安。"众皆曰："善。"既而议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复使二人往。继隆白请留之，彦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继隆默不敢对。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东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彦博等始归第。当是时，京师业业，赖彦博、弼持重，众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违豫时，彦博擅斩告反者。"彦博闻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吴中复乞召还唐介。彦博因言，介顷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间虽有风闻之误，然当时责之太深，请如中复奏。时以彦博为厚德。久之，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国公，改镇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镇成德，迁尚书左仆射、判太原府。俄复镇保平、判河南。丁母忧，英宗即位，起复成德军节度使，三上表乞终丧，许之。
初，仁宗之不豫也，彦博与富弼等乞立储嗣。仁宗许焉，而后宫将有就馆者，故其事缓。已而彦博去位，其后弼亦以忧去。彦博既服阕，复以故官判河南，有诏入觐。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彦博竦然对曰："陛下入继大统，乃先帝圣意，皇太后协赞之力，臣何闻力之有?兼陛下登储纂极之时，臣方在外，皆韩琦等承圣志受顾命，臣无与焉。"帝曰："备闻始议，卿于朕有恩。"彦博逊避不敢当。帝曰："暂烦西行，即召还矣。"寻除侍中，徙镇淮南、判永兴军，入为枢密使、剑南西川节度使。
熙宁二年，相陈升之，诏："彦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彦博下，以称遇贤之意。"彦博曰："国朝枢密使，无位宰相上者，独曹利用尝在王曾、张知白上。臣忝知礼义，不敢效利用所为，以紊朝著。"固辞乃止。夏人犯大顺，庆帅李复圭以陈图方略授钤辖李信等，趣使出战。及败，乃妄奏信罪。彦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诛信等，秦人冤之。庆州兵乱，彦博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务合人心，宜兼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厉精求治，而人心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敝尔。"安石知为己发，奋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为不可?若万事隳脞，乃西晋之风，何益于治?"御史张商英欲附安石，摭枢密使他事以摇彦博，坐不实贬。彦博在枢府九年，又以极论市易司监卖果实，损国体敛民怨，为安石所恶，力引去。拜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徙大名府。身虽在外，而帝眷有加。
时监司多新进少年，转运判官汪辅之辄奏彦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彦博曰："以侍中旧德，故烦卧护北门，细务不必劳心。辅之小臣，敢尔无礼，将别有处置。"未几，罢去。初，选人有李公义者，请以铁龙爪治河，宦者黄怀信沿其制为浚川杷，天下指笑以为儿戏，安石独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渊行其法。子渊奏用杷之功，水悉归故道，退出民田数万顷。诏大名核实，彦博言："河非杷可浚，虽甚愚之人，皆知无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悦，复遣知制诰熊本等行视，如彦博言。子渊乃请觐，言本等见安石罢，意彦博复相，故傅会其说。御史蔡确亦论本奉使无状。本等皆得罪，独彦博勿问。寻加司徒。
元丰三年，拜太尉，复判河南。于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议储嗣事，彦博适入朝，神宗问之，彦博以前对英宗者复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归，实仁祖知子之明，慈圣拥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虽云天命，亦系人谋。卿深厚不伐善，阴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彦博曰："如周勃、霍光，是为定策。自至和以来，中外之臣献言甚众，臣等虽尝有请，弗果行。其后韩琦等讫就大事，盖琦功也。"帝曰："发端为难，是时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诏尔。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彦博两镇节度使，辞不拜。将行，赐宴琼林苑，两遣中谒者遗诗祖道，当世荣之。
王中正经制边事，所过称受密旨募禁兵，将之而西。彦博以无诏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请老，以太师致仕，居洛阳。元祐初，司马光荐彦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辅。宣仁后将用为三官，而言事者以为不可，及命平章军国重事，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恩礼甚渥。然彦博无岁不求退，居五年，复致仕。绍圣初，章惇秉政，言者论彦博朋附司马光，诋毁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宁中，预元祐党籍。后特命出籍，追复太师，谥曰忠烈。
彦博逮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元祐间，契丹使耶律永昌、刘霄来聘，苏轼馆客，与使入觐，望见彦博于殿门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问其年，曰："何壮也!?轼曰："使者见其容，未闻其语。其综理庶务，虽精练少年有不如;其贯穿古今，虽专门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异人也。"既归洛，西羌首领温溪心有名马，请于边吏，愿以馈彦博，诏许之。其为外国所敬如此。
彦博虽穷贵极富，而平居接物谦下，尊德乐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颢兄弟皆以道自重，宾接之如布衣交。与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相乐，序齿不序官，为堂，绘像其中，谓之"洛阳耆英会"，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导洛通汴，而主者遏绝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颇患苦之。彦博因中使刘惟简至洛，语其故，惟简以闻。诏令通行如初，遂为洛城无穷之利。
彦博八子，皆历要官。第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评事直史馆，与邢恕相善。元祐初，为吏部员外郎，以直龙图阁知同州。彦博平章军国，及甫由右司员外郎引嫌改卫尉、光禄少卿。彦博再致仕，及甫知河阳，召为太仆卿，权工部侍郎，罢为集贤殿修撰、提举明道宫。蔡渭、邢恕持及甫私书造梁焘、刘挚之谤，逮诣诏狱，及甫有憾于元祐，从而实之，亦坐夺职。未几，复之，卒。
论曰：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彦博立朝端重，顾盼有威，远人来朝，仰望风，其德望固足以折冲御侮于千里之表矣。至于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又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建是大计，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丰而降，弼、彦博相继衰老，憸人无忌，善类沦胥，而宋业衰矣!《书》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岂不信然哉!
元朝的暴君是谁
元朝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更接近奴隶社会。元朝所处的历史阶段撑死了算半封建半奴隶社会比起几百年前的唐朝的封建文明阶段来说都是大大的落后。和宋朝人民自由的经济商业社会更是大大的落后，至少落后几百年的文明进程。元朝统治实行领主分封制、工奴制这些都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元朝大量“驱口”（奴隶）极其普遍的存在，证明元朝是奴隶社会。在开设的“人市”可以任意买卖驱口。在元朝一个中等官员就可能有人上百个驱口，一个大使长（奴隶主）的驱口往往成千上万。忽必烈宠臣阿合马就有七千多个驱口.驱口就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驱口既要向使长缴租，也要向纳赋。元朝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馈赠。主人杀死无罪驱口杖八十七，良人打杀他人驱口杖一百七。杀一个“驱口”与私宰牛马的刑罚几乎相等。元朝佃户地位也极其低下，元朝法律规定：主人打死佃户只杖一百七。在元朝曾是自由之身的农民再度沦于农奴的命运.元朝不止用法律的形式以赤裸裸的宣布各族人的不平等，也赤裸裸的宣布同种人的极度不平等。元朝这个由低级原始民族游牧部落建立的朝代使中国又回到了奴隶社会。
元朝衰亡的原因
元朝的衰败与灭亡，在中国历史上是很特别的。它一方面亡于统治阶级频繁的内讧和极端的腐朽，另一方面也亡于阶级矛盾和的激化。具体说来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皇室的内争和大臣的擅权。在成吉思汗时代，诸王与大汗为争夺土地人口的斗争就已开始。元太宗死后，术赤之子拔都，不董事会凶定宗贵由即位，逐渐形成自成一方的势力，成为后来趄廷与北方诸王斗争的先声。元统治中心南迁汉地后，一些分封在北方草原的诸王一再发动叛乱。再加之朝廷权臣对皇位的操纵，使皇帝更换相当频繁。公元1308年至公元1333年的二十余年间，换了八年皇帝，其中仅从1328年至1333年，其间不过五年竟换了五个皇帝。每换一个皇帝，都要爆发一场皇室内部的相互残杀，结果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的动摇，同时也带给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和人民的灾难。其中以海都、昔里吉与东道诸王之乱最为严重。
由于皇室内部剧烈的内讧和一部分皇帝或幼小或无能，之柄往往落入一两位权臣之手。如文宗时的燕铁木儿，因扶持文宗有功，破例封为太平王并授予“独为丞相”，总裁中书省政务。所有王公大臣、公主、附马都不得直接上奏皇帝而必须通过他转奏。独揽朝政，肆无忌惮。以致他的儿子唐其势扬言说：“天下本我家之天下。”再如元顺帝时的伯颜，权倾一时，一身兼有三十八职。官衔长达二百四十六字，创下中国历史之最。他出城时的护卫，塞满大街小巷，而皇帝反倒没有几个侍兵。当时是“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
二、整个统治集团的贪婪、腐朽和堕落。从元朝的第三个皇帝武宗开始，皇帝们一个比一个混蛋。他们只知穷奢极欲，根本不懂治国理财。武宗随意将官职作礼物赠人，公元1307年，他不经总理政务中的中书省而直接授予八百八十个官职。
到了顺帝时，腐败愈益严重。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飞扬跋扈、官吏的狂贪、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当时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燕铁木儿生活极其荒*，占有女子难以数计。其中娶宗皇之女达四十人，并娶泰定帝后为夫人。“后房充斥，至不能尽识”。“一宴或宰十三马”。荒*至极以致体亏溺血而死。
只知荒*腐朽，不会治理国家的皇帝们，花起钱来却惊人得很。他们最大的二项开支是赏赐和做佛事。元代皇帝们个个奉佛祈福，大兴土木，建造寺院，挥霍国库。光是奉佛方面的开支，有时高达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再就是赏赐皇室和官员的钱，更是惊人。武宗即位不到一年，赏赐的钱就花去八百二十八万锭，而当时一年的国库收入仅二百八十万锭。武宗比起仁宗的挥霍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仁宗一年的花费高达二千万锭。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大臣们如此腐败，下头官吏们群起效仿。官吏贪赃枉法历代都有，但在元代尤为突出。《吴文正公文集》中说：“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已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官吏要钱的名目无奇不有：部属参见要“拜见钱”，逢年过节要“追节钱”，生辰祝寿要“生日钱”，迎来送往要“人情钱”，无事白耍称“撒花钱”，例行公事要“常例钱”，论诉官司要收“公事钱”等等不一而足。到顺帝时，因监察官职是肥缺，因而估价而给。当时不但官场腐败严重，而且职官设置也滥。所以当时民谣这样唱：“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
军队也日益腐化堕落。到元末，军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当初追随开国皇帝们南征北战、锐不可挡的怯薛军，后来竟白天在宫门宿卫，夜晚到效外去抢劫，形同盗匪。镇戍地方的军队也不习武事，以至将官不知战阵，士兵不知挽弓射箭。
三、人民处于民族上层与统治阶级的双层压迫之下，为寻求活路而被迫举行起义。元代，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尖锐。我们先谈，元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取的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想藉此来延续他们的统治。他们把各族人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制造，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蒙古人为第一等，他们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拥有各种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特权；第二等为色目人，包括西夏人、回回人、西域人和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洲人，其政治地位仅次蒙古人。第三类为汉人，包括契丹人、女和原在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其政治地位比南人要高。比色目人要低。第四类是南人。主要包括南方的汉人和其他各民族的人。政治地位最低。各级统治机构的长官和掌实权的人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其次才是汉人，南人极少有入仕的机会。在刑法上，蒙古人、色目人、人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量刑也极不平等。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打死不要抵命，只要充军，而汉人打死蒙古人则要抵命。此外还规定汉、南人不得私藏兵器和围猎等。
在阶级压迫上，首先表现在统治阶级对土地的兼并，并因之而造成人民的流离失所。元朝自武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可以说到了疯狂的地步。泰定帝为晋王时，曾一次就捐给朝廷土地七千顷。七千顷土地不是小数目，这些土地哪来的，还不是疯狂兼并而来的。顺帝时的伯颜，他先后得到皇帝的赐田就达二万余顷。王公大臣们在兼并土地的同时，寺院僧侣也广占良田。义宗、顺宗时的大承天护圣寺前后二次就得赐田三十二万五千余顷。民间豪强地主的土地占有量也很惊人。如淞江大地主曹梦炎就有湖田数万亩，粮二百万石。福建崇安县土地的六分之五集中在地主手里。
这样一来，失去土地的农民一部分成了流民，更多的成为地主、官僚的佃户，有的甚至沦为了驱口。佃户除向地主、官僚交租外，还要承受其它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地位最低的是驱口，相当于古代的奴隶，法律规定他们“与财物同”，可以在人市上公开买卖。
其次表现在人民所受的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上。元中叶以后，由于统治者的挥霍和夺位战争的耗费，经济一直入不敷出。于是加紧对人民的搜括与压榨。但宗时，包银总数比元初时增加了十倍，一般课税（包括商税）竟比元初增加了五十倍。不仅中原地区的人民深受其苦，就是名义上享有特权的塞北蒙古族人也普遍陷入了贫困。和林附近的贫民，甚至卖儿卖女给色目人、汉人当奴婢。元还滥发纸币，用“至正宝钞”取代原来通行的“中统宝钞”和“至元宝钞”。结果使物价暴涨，民不聊生。
和疯狂的贪污、搜括，残酷的压榨并行而至的是严重的天灾。公元1333年京城大雨，饥民达四十八万人。公元1337年左右，光江浙二次受灾，饥民就达百余万公元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以至饥民遍地。在天灾人祸的双重逼迫之下，成千上万的饥民只有铤而走险，举行起义。
公元1351年，元调集十五万民夫修治黄河。民夫受到元朝官兵的严密监视，又经常被官吏克扣工钱粮食，民夫怨恨情绪十分强烈。白莲教首领刘福通利用这一时机，预先埋了一个独眼石人在工地上，以使一直流传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应验。果然，石人被挖出，民夫群情激奋，起义随即爆发。紧接着全国其他地方的农民也相继爆发了起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徐寿辉的南方红巾军，朱元璋、郭子兴的红巾军等。不到十六年的农民起义战争，腐朽的元朝就被推翻了。
感言
之一：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本是辽国皇族，辽灭入元。是元朝最早期最有见识的一位大臣。当时蒙古军队南侵时，对汉人实行屠城政策，正是他向窝阔台上谏，使汉人成千上万免遭丧命之虞。窝阔台死后，皇后乃马真氏摄政，奥都刺合蛮把持朝政，朝臣纷纷依附于他。可耶律楚材不加苟合。奥都刺合蛮怕先朝重臣耶律楚材阻碍自己专权，派人手送给他五万两白银，以此来收买他。但耶坚决不受。奥便手下诏说：“凡奥都刺合蛮奏准的事，谁不奉旨，就砍断谁的手。”耶凛然表示：事情与国家有利，自然遵行；若不合理，我死且不避，何况断手呼！
——曾读古书，有“千金不移楚材志”之句，不知语出何典。现在读了《元史·耶律楚材传》，方知楚材者，耶律楚材是也。耶的大义拒千金，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形象。笔者在此把“千金不移楚材志”作上联，胡诌下联，拼成一对：“后为官宦当细想！”
公元1244年，耶律楚材死后，有人诬谄他说：“在相位日久，天下贡赋半入其家。”结果把他的家一抄后，仅得阮琴10余张，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并无其他财物。事实证明耶律楚材清正廉明，使时人无不惊讶和钦佩。
——是浊是清、是贪是廉，一抄就知道了。耶律楚材是一位真正的清官廉官，生不怕权臣，死不怕抄家！我们现在的一些自擂为清官、廉官者。可否怕查？可否怕抄？
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顺帝针对各地官员贪污腐败等现象，派遣中央官员充当“奉使宣抚”，对地方进行全面大检查。诏旨一下，奉使宣抚奔赵四方，各地人们“若大旱之望云霓，赤子之仰慈母”。迅速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考核地方官吏和整顿社会秩序的运动。
哪知这些“奉使宣抚”多次龌龊不法之徒，他们到各地检查，并不是为了匡救时弊，而是想借机大捞一把。他们有的专门带着记帐收银的随从，争多论少与作买卖一样；有的随便封官许愿，包庇贪官污吏，从中横财；有的大吃大喝，过酒色瘾。而对老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老百姓用顺口溜来表达他们的失望和愤慨：“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
从表面看，元朝顺帝的整顿失败是所用非人。这些“奉使宣抚”皆龌龊不法之徒。他们捧着圣旨从京城奔赵和地，犹如群群饿鬼扑向了面包。但从深层意义上看，是顺帝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贪污腐败，首先是从上面开始的，是从上面烂到下面去的。没有皇帝的腐败，就没有朝臣的腐败，没有朝臣的腐败，也就没有地方官的腐败。我们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根子在上面、在中央。整顿首先要从上面开始，从中央开始。中央整顿好了，包括奉使他们整顿好了，这些奉使们派下去才能够身正影正，才能够清正廉明，才能够雷厉风行，痛肃腐败。
可顺帝不是这样，他的肃腐是从地方开始，并且是派一群贪墨之徒去整肃另一群贪墨之徒，这样焉有不败的道理！？
之三：几谣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了解地方社情，调查重点、考察地方官业绩和惩处地方贪官墨吏等，都要委派人员去访问、巡视、调查和处理。虽然各朝各代所委派人员的名称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由元顺帝委派“奉使宣抚”到各地的胡作非为、从而引发民众的抱怨，笔者不禁想起当代的有关这方面的民谣：
其一：检查团未到/惊天动地/检查团来时/铺天盖地/检查团来后/花天酒地/检查团走后/搜括一地/如此检查团/威信扫地。
其二：组长下田头/耕牛在前头/村长下田头/手上有烟头/乡长下田头/秘书跟后头/县长下田头/记者抢镜头。
其三：领导下乡搞调查/ 忽忽悠悠派头大/山山水水尽游赏/“搬砖”通宵把班加/海味山珍饱口福/ “三步”“四步”任潇洒/若问调查怎么样/隔着车窗去观花/转瞬不觉日子到/马上回城要出发/基层同志真热情/临行还要塞点啥/山里长的土特产/沟沟生的鱼和虾/来时早把家什带/满载而归全白拿/问君工作咋汇报/车到山前自有法/只因情况太复杂/还须经常去调查。
之四：小议“东窗事发多偶然
元武宗朝，茶陵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大案。这个案子牵连800多人，受贿金额达11.5万余缗。而这件案子的起因却是由一件小小的民事纠纷引起。茶陵财主覃乙死后无子，其小妾招婿进门后，却又诬告入赘的女婿拜尸成婚及隐藏玉杯、夜明珠等珍宝。有关官吏在处理此案中广收贿赂，使之数年不决，以至事态逐渐扩大。后由执法神明的王都中才将此案告破。没收赃款11.5万缗、惩处脏官800余人。
由一件偶发的小事引发一桩大案的告破这合了中国的一句古语：东窗事发多偶然。可以说没有重庆綦江县彩虹桥的突然断裂，也就不会有綦江县一窝耗子的爆光与绳之以法。“奔驰”、“宝马”开路，疯狂三亿元的河南“1.31”特大金融案，如果没有商丘农行营业部张某对一张定期存单的细心观察、真伪核查，也许这个团伙还在狂骗。
从某个角度来说，贪贿等案的偶然事发，从一个侧面助长了今天的贪风如炽，腐化成灾。为什么呢？因为偶而事发，是很多很多案件中一件或几件的事发，这是一个很少很少的概率。贪官们在想，只要把手脚再做得干净点，也许连偶然的事情也不可能发生。所以他们放心地去贪、放心地骗。
这里给我们的党和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怎么样把“东窗事发多偶然”变成“东窗事发乃必然”。要完成这一谭题，笔者认为至少要做好如下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是加强制度建设。既要加强党内监督机制，更要加强党外监督机制；既要加强舆论监督机制，也要加强群众监督机制；既要加强业绩、政绩考察考核，更要加强财务离任审计监督等等。其二加大和加强反腐力度，变被动出击为主动出击。不要见了缝才去插针，还应该挖眼寻蛇打。不要等偶然的出现，还是要用各种努力使之必然暴露出来。这样一来，使未贪者不敢贪、已贪者早暴露。从而达到反贪反腐、整肃社会的目的。
列传第十四 译文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之暴
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汤
元朝从1260年建立到1368年消亡，共存一百零八年，传十一帝，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立国者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他在位三十四年（起先的几年不称元朝）。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过渡时期，九个皇帝在位的时间加在一起才三十八年。第三个阶段是亡国之君元顺帝的时代，他在位三十年。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占据元朝将近三分之一时间的元顺帝，是一个残忍的暴君。而正是他的残暴统治加剧了元朝走向灭亡的步伐，使元朝不得成其为一个象汉朝和唐朝那样的伟大王朝。
作为元朝的末代统治者，元顺帝继续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并把这种压迫政策推向极致，进而对汉族和其他民族取极端的歧视政策。他多次下诏，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持军器，养马匹。他还专门颁布一条法令：蒙古人殴打汉人、南人，汉人和南人不得还手。他允许蒙古贵族占有战俘中的汉人，让他们成为从事繁重劳役的农奴和家庭中的奴隶，男曰奴，女曰婢，总称驱口，并规定打死这些奴隶不需偿命。
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他大量地从农民手里夺取土地赐给皇亲国戚、权臣、寺院等。他赏给宠臣伯颜一人的土地就达二万多顷，他还一次性赐给公主田地五千顷。由于他既信佛又信道，所以对寺院和道观都大量赐田，使他们成为实际上的大庄园。这方面的突出事例有：一次赐给大承天护圣寺十六万顷土地，加上以前所赐，总数达三十多万顷。
在对贵族阶层大量赐地的同时，元顺帝进一步加重了对农民的盘削。他榨取民旨民膏的名目繁多，不仅地租剥削达到对半分成以上的严重程度，而且在税粮和“科差”等正税之外，凡盐、茶、酒、醋等主要生活物质和金、银、铜、铁、矾、竹等重要，一律都要纳税。他还取“私雇”、“私买”等办法，以极低的价钱向百姓强行征买，百姓为了应付他的“私雇”、“私买”，不得不变卖家产，甚至卖儿卖女。
元顺帝即位后，挥霍无度，使宫廷开支居然猛增了二十倍。上述手段显然不能满足这种巨大的开销。为了更直接地增加财源，元顺帝也就取了更直接的办法——“变钞”。他发行一种新的纸币“至元宝钞”，代替流通中的“中统宝钞”。新币不仅价值低，十锭还买不了一斗米，而且质量差，流通不久，即破烂不堪，变得一文一值。变钞使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成为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线之一。
元顺帝为了加强对底层的控制，还以整顿吏治为名，向全国各地派出了许多宣抚使。这些宣抚使，不但不能安抚地方，反而想成为百姓的灾难。他们无异于从笼中放出的一群老虎，到达各地后，专门敲诈勒索，一味中饱私囊。各地的贫官污吏为了讨好他们，纷纷行贿，所需金钱全都转嫁到百姓身上。对于宣抚使们的恶名诏著，有当时的民歌为证：
奉使来时惊天动地，
奉使在时乌天黑地；
官吏欢天喜地，
百姓啼天哭地。
元顺帝的暴行还有“开河”一项。公元1344年1月和5月，黄河两次决口，河南、山东境内，房屋倒塌，农田淹没，水灾后是旱灾，旱灾后是瘟疫，灾民达五百万之巨，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元顺帝发民十五万、兵二万修治黄河。这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可是在元顺帝这样一个暴君的手里，竟然也变成了一种暴行。他取的办法是让民夫修河，让士兵临工，不仅强迫劳动，鞭打脚踢，而且待遇极低，口粮常常被扣发，激起了民夫们的普遍怨愤。
伴随着元顺帝的严酷暴政，惨绝人寰的天灾也不断地降临到元朝人民的头上。公元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万。1334年，江浙地区水旱疾疫并发，饥民多至五十九万。1358年，京师大水、蝗灾并发，疾病流行，饿、病致死的贫民遍地都是，京师十一座城门外，都挖掘了大坑掩埋尸体，竟至一坑有数万具之多。1359年，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地，蝗飞蔽天，民大饥。
一边是哀鸿遍野，流离失所，一边却是元顺帝整天沉迷于酒色之中。尽情享受。他亲自设计制造了一条长一百二十尺，宽二十尺的巨型豪华龙舟，和嫔妃、宫女登舟去内湖戏游饮宴。又去天宫高阁处筑豪华舞台一座，日以继夜，观赏舞蹈，两耳充满了笙歌燕语，充耳不闻民间疾苦。
元顺帝的恶政终于激起了农民反元大起义的爆发。公元1348年至1355年，几年之间，台州的方国珍、颍州的刘福通，泰州的张士诚，风阳的朱元璋纷纷起兵。1368年，朱元璋于南京建立明朝，元顺帝率太子、后妃、大臣等仓皇出逃，徐达率明军攻陷大都，由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飘摇之后，宣告结束。二年后，元顺帝因痢疾而死，时年八十一岁。
历史上的“三姓家奴”郭药师历仕辽、宋、金三朝，最后结局是怎样的？
伯颜，蒙古八邻部人。曾祖述律哥图，事太祖，为八邻部左千户。祖阿剌，袭父职，兼断事官，平忽禅有功，得食其地。父晓古台世其官，从宗王旭烈兀开西域。伯颜长于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见其貌伟，听其言厉，曰：“非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与谋国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贤之，敕以中书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若曰“为伯颜妇，不惭尔氏矣”。二年七月，拜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诸曹白事，有难决者，徐以一二语决之。众服曰：“真宰辅也。”四年，改中书右丞。七年，迁同知枢密院事。十年春，持节奉玉册立燕王真金为皇太子。
十一年，大举伐宋，与史天泽并拜中书左丞相，行省荆湖。时荆湖、淮西各建行省，天泽言，号令不一，或致败事。诏改淮西行省为行枢密院。天泽又以病，表请专任伯颜，乃以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所属并听节制。秋七月，陛辞，世祖谕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汝其体朕心，为吾曹彬可也。”
九月甲戌朔，会师于襄阳，分军为三道并进。丙戌，伯颜与平章阿术由中道循汉江趋郢州。万户武秀为前锋，遇水泺，霖雨水溢，无舟不能涉。伯颜曰：“吾且飞渡大江，而惮此潢潦耶！”乃召一壮士，负甲仗，骑而前导，麾诸军毕济。癸巳，次盐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汉水北，以石为城，宋人又于汉水南筑新郢，横铁绳，锁战舰，密树桩木水中。下流黄家湾堡，亦设守御之具，堡之西有沟，南通藤湖，至江仅数里。乃遣总管李庭、刘国杰攻黄家湾堡，拔之，破竹席地，荡舟由藤湖入汉江。诸将请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为后患。”伯颜曰：“用兵缓急，我则知之。攻城，下策也，大军之出，岂为此一城哉！”遂舍郢，顺流下。伯颜、阿术殿后，不满百骑。十月戊午，行大泽中，郢将赵文义、范兴以骑二千来袭，伯颜、阿术未及介胄，亟还军迎击之。伯颜手杀文义，擒范兴杀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获数十人。
甲子，次沙洋。乙丑，命断事官杨仁风招之，不应。复使一俘持黄榜、檄文，传赵文义首，入城，招其守将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斩俘，焚黄榜。裨将傅益以水军十七人来降，虎臣等又斩其军之欲降者。伯颜复命吕文焕招之，又不应。日暮，风大起，伯颜命顺风掣金汁炮，焚其庐舍，烟焰涨天，城遂破。万户忙古歹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余悉屠之。丙寅，次新城，令万户帖木儿、史弼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射黄榜、檄文于城中以招之。其守将边居谊，邀吕文焕与语。丁卯，文焕至城下，飞矢中右臂，奔还。戊辰，其总制黄顺逾城出降，即授招讨使，佩以金符，令呼城上军，其部曲即缒城下，居谊邀入城，悉斩之。己巳，其副都统制任宁亦降，居谊终不出，乃令总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诸军蚁附而登，拔之。余众三千，犹力战而死，居谊举家自焚。遂并诛王虎臣、王大用等四人。
十一月丙戌，次复州，知州翟贵以城降。诸将请点视其仓库军籍，遣官镇抚，伯颜不听，谕诸将不得入城，违者以军法论。阿术使右丞阿里海牙来言渡江之期，伯颜不答。明日又来，又不答。阿术乃自来，伯颜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余人知吾实乎？”潜刻期而去。乙未，军次蔡店。丁酉，往观汉口形势。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等，以战舰万艘，分据要害，都统王达守阳逻堡，京湖宣抚朱礻异孙以游击军扼中流，兵不得进。千户马福建言，沦河口可通沙芜入江，伯颜使觇沙芜口，夏贵亦以精兵守之。乃围汉阳军，声言由汉口渡江，贵果移兵援汉阳。
十二月丙午，军次汉口。辛亥，诸将自汉口开坝，引船入沦河，先遣万户阿剌罕以兵拒沙芜口，逼近武矶，巡视阳罗城堡，径趋沙芜，遂入大江。壬子，伯颜战舰万计，相踵而至，以数千艘泊于沦河湾口，屯布蒙古、汉军数十万骑于江北。诸将言：“沙芜南岸，彼战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颜曰：“吾亦知其可必取，虑汝辈贪小功，失大事；一举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修攻具，进军阳罗堡。癸丑，遣人招之，不应。甲寅，再遣人招之，其将士皆曰：“我辈受宋厚恩，戮力死战，此其时也，安有叛逆归降之理。备吾甲兵，决之今日，我宋天下，犹孤注，输赢在此一掷尔。”伯颜麾诸将攻之，三日不克。有术者来言：“天道南行，金、木相犯，若二星交过，则江可渡。”伯颜却之，使勿言。乃密谋于阿术曰：“彼谓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坚，攻之徒劳。汝今夜以铁骑三千，泛舟直趋上流，为捣虚之计，诘旦渡江袭南岸。已过，则速遣人报我。”乙卯，分遣右丞阿里海牙督万户张弘范、忽失海牙、折的迷失等，先以步骑攻阳罗堡，夏贵来援。遂俾阿术出其不意，率万户晏彻儿、忙古歹、史格、贾文备四翼军，溯流西上四十里，对青山矶而泊。是夜，雪大作，遥见南岸多露沙洲，阿术登舟，指示诸将，令径趋是洲，载马后随。万户史格一军先渡，为其都统程鹏飞所却。阿术横身荡决，血战中流，擒其将高邦显等，死者无算，鹏飞被七创，败走，得船千余艘，遂得南岸。阿术与镇抚何玮等数十人，攀岸步斗，开而复合者数四。南军阻水，不得相薄，遂起浮桥，成列而渡。阿里海牙继遣张荣实、解汝楫等四翼军，舳舻相衔，直抵夏贵。贵引麾下军数千先遁，诸军乘之，斩溺不可数计，追至鄂州东门而还。丙辰，阿术遣使来报，伯颜大喜，挥诸将急攻破阳罗堡，斩王达。宋军大溃，数十万众死伤几尽。夏贵仅以身免，走至白虎山。诸将谓贵大将，不可使逸去，请追之。伯颜曰；“阳罗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贵走代吾使，不必追也。”丁巳，伯颜登武矶山，大江南北，皆我军也，诸将称贺，伯颜辞谢之。
阿术还渡江，议兵所向，或欲先取蕲、黄，阿术曰：“若赴下流，退无所据，先取鄂、汉，虽迟旬日，可为万全计。”伯颜从之。己未，师次鄂州，遣吕文焕、杨仁风等谕之曰：“汝国所恃者，江、淮而已，今我大兵飞渡长江，如履平地，汝辈何不速降。”鄂恃汉阳，将战，乃焚其战舰三千艘，火照城中，两城大恐。庚申，知鄂州张晏然、知汉阳军王仪、知德安府来兴国，皆以城降，程鹏飞以其军降。壬戌，定新附官品级，撤宋兵，分隶诸将。先是，边民戍卒陷入宋境者，悉纵遣之。丁卯，遣万户也的哥、总管忽都歹，入奏渡江之捷。分命阿剌罕先锋黄头取寿昌粮四十万斛，以充军饷。留右丞阿里海牙等，以兵四万分省于鄂，规取荆湖。己巳，伯颜与阿术以大军水陆东下，俾阿术先据黄州。
十二年春正月癸酉朔，至黄州。甲戌，沿江制置副使、知黄州陈奕降，伯颜承制授奕沿江大都督。奕遣书至涟水招其子岩，岩降。遣吕文焕、陈奕以书招蕲州安抚使管宗模，复遣阿术以舟师造其城下。癸未，伯颜至蕲州，宗模出降，即承制授以淮西宣抚使，留万户带塔儿守之。阿术复以舟师先趋江州，兵部尚书吕师夔在江州，与知州钱真孙遣人来迎降。丙戌，伯颜至江州，即以师夔为江州守。师夔设宴庾公楼，选宋宗室女二人，盛饰以献，伯颜怒曰：“吾奉圣天子明命，兴仁义之师，问罪于宋，岂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知南康军叶阊来降，殿前都指挥使、知安庆府范文虎亦奉书纳款，阿术遂率舟师造安庆，文虎出降。伯颜至湖口，遣千户宁玉系浮桥以渡，风迅水驶，桥不能成，乃祷于大孤山神，有顷，风息桥成，大军毕渡。二月壬寅朔，伯颜至安庆，承制授文虎两浙大都督，文虎以其从子友信知安庆府事，命万户乔珪戍之。丁未，次池州，都统制张林以城降；戊申,通判权州事赵昴发与其妻自经死，伯颜入城，见而怜之， 令具衣衾葬焉。
宋宰臣贾似道遣宋京致书，请还已降州郡，约贡岁币。伯颜遣武略将军囊加歹同其介阮思聪报命，止京以待，且使谓似道曰：“未渡江，议和入贡则可，今沿江诸郡皆内附，欲和，则当来面议也。”囊加歹还，乃释宋京。庚申，发池州，壬戌，次丁家洲。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十三万，号百万，步军指挥使孙虎臣为前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将后军。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炮声震百里。宋军阵动，贵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众我寡，势不支矣！”似道闻之，仓皇失措，遽鸣金收军，军溃。众军大呼曰：“宋军败矣！”诸战舰居后者，阿术促骑召之，挺身登舟，手柁冲敌船，舳舻相荡，乍分乍合。阿术以小旗麾何玮、李庭等并舟深入，伯颜命步骑左右掎之，追杀百五十余里，溺死无算，得船二千余艘，及其军资器仗、图籍符印。似道东走扬州，贵走庐州，虎臣走泰州。甲子，攻太平州。丁卯，知州孟之缙及知无为军刘权、知镇巢军曹旺、知和州王喜，俱以城降。庚午，师次建康之龙湾，大赉将士。三月癸酉，宋沿江制置赵溍遁，溍兄淮起兵溧阳，就执而死。都统徐王荣、翁福等以城降，命招讨使唆都守之。知镇江府洪起畏遁，总管石祖忠以城降。知宁国府赵与可遁，知饶州唐震死，而江东诸郡皆下。淮西滁州诸郡亦相继降。
丙子，国信使廉希贤至建康，传旨令诸将各守营垒，毋得妄有侵掠。希贤与严忠范等奉命使宋，请兵自卫，伯颜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徒为累使事。”希贤固请，与之。丙戌，至独松岭，果为宋人所杀。庚寅，伯颜遣左右司员外郎石天麟诣阙奏事，世祖大悦，悉可其奏。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阿塔海、董文炳以行枢密院驻镇江，阿术别奉诏攻扬州。江东岁饥，民大疫，伯颜随赈救之，民赖以安。宋人遣都统洪模移书徐王荣等，言杀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实不知，皆边将之罪，当按诛之，愿输币，请罢兵通好。伯颜曰：“彼为谲诈之计，以视我之虚实。当择人以同往，观其事体，宣布威德，令彼速降。”乃命议事官张羽等持王荣答书，至平江驿，宋人又杀之。
四月乙丑，有诏以时暑方炽，不利行师，俟秋再举。伯颜奏曰：“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吭，少纵之则逸而逝矣。”世祖语使者曰：“将在军，不从中制，后法也。宜从丞相言。”五月丁亥，复命奉御爱先传旨，召伯颜赴阙，以阿剌罕为参政，留治省事。伯颜至镇江，会诸将计事，令各还镇，乃渡江北行，入见于上都。七月癸未，进中书右丞相，让功于阿术，遂以阿术为左丞相。八月癸卯，受命还行省，付以诏书，俾谕宋主。乃取道益都，行视沂州等军垒，调淮东都元帅孛鲁欢、副都元帅阿里伯，以所部兵沂淮而进。九月戊寅，会师淮安城下，遣新附官孙嗣武叩城大呼，又射书城中，谕守将使降，皆不应。庚辰，招讨别吉里迷失拒北城西门，伯颜与孛鲁欢、阿里伯亲临南城堡，挥诸将长驱而登，拔之，溃兵欲奔大城，追袭至城门，斩首数百级，遂平其南堡。丙戌，次宝应军。戊子，次高邮。十月庚戌，围扬州。召诸将指授方略，留孛鲁欢、阿里伯守湾头新堡，众军南行。壬戌，至镇江，罢行院，以阿塔海、董文炳同署事。
十一月乙亥，伯颜分军为三道，期会于临安。参政阿剌罕等为右军，以步骑自建康出四安，趋独松岭；参政董文炳等为左军，以舟师自江阴循海趋澉浦、华亭；伯颜及右丞阿塔海由中道，节制诸军，水陆并进。壬午，伯颜军至常州。先是，常州守王宗洙遁，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其都统制刘师勇与张彦、王安节等复拒之，推姚?为守，固拒数月不下。伯颜遣人至城下，射书城中招谕：勿以已降复叛为疑，勿以拒敌我师为惧。皆不应。乃亲督帐前军临南城，又多建火炮，张，昼夜攻之。浙西制置文天祥遣尹玉、麻士龙来援，皆战死。甲申，伯颜叱帐前军先登，竖赤旗城上，诸军见而大呼曰：“丞相登矣。”师毕登。宋兵大溃，拔之，屠其城，姚?及通判陈炤等死之，生获王安节，斩之。刘师勇变服单骑奔平江，诸将请追之，伯颜曰：“勿追，师勇所过，城守者胆落矣。”以行省都事马恕为常州尹。遣蒙古军都元帅阇里帖木儿、万户怀都先据无锡州，万户忙古歹、晏彻儿巡太湖，遣监战亦乞里歹、招讨使唆都、宣抚使游显，会阇里帖木儿先趋平江。
庚寅，遣降人游介实奉诏书副本使于宋，仍以书谕宋大臣。十二月辛丑，次无锡，宋将作监柳岳等奉其国主及太皇太后书，并宋之大臣与伯颜书来见，垂泣而言曰：“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衰绖中。自古礼不伐丧，望哀恕班师，敢不每年进奉修好。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贾似道失信误国耳。”伯颜曰：“主上即位之初，奉国书修好，汝国执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兴师问罪。去岁又无故廉奉使等，谁之过欤？如欲我师不进，将效钱王纳土乎？李主出降乎？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岳顿首泣不已。遣招讨使抄儿赤，以柳岳来使事，及严奉使所赍国书入奏。
先是，平江守潜说友遁，通判胡玉等既以城降，而复为宋人所据。甲辰，众军次平江，都统王邦杰、通判王矩之率众出降。庚戌，遣囊加歹同其使柳岳还临安。以忙古歹、范文虎行两浙大都督事。遣宁玉修吴江长桥，不旬日而成。庚申，囊加歹同宋尚书夏士林、侍郎吕师孟、宗正少卿陆秀夫以书来，请尊世祖为伯父，而世修子侄之礼，且约岁币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癸亥，遣囊加歹同师孟等还临安。遣忙古歹、范文虎会阿剌罕、昔里伯取湖州，知州赵良淳死之。丙寅，赵与可以城降。伯颜发平江，留游显、怀都、忽都不花屯兵镇守。别遣宁玉守长桥。
十三年正月己巳，次嘉兴，安抚刘汉杰以城降，留万户忽都虎等戍之。癸酉，宋军器监刘庭瑞以其宰臣陈宜中等书来，即遣回。乙亥，宜中遣御史刘岊奉宋主称臣表文副本，及致书伯颜，约会长安镇。辛巳，众军至崇德。宜中又令都统洪模，持书同囊加歹来见。壬午，次长安镇，宜中等不至。癸未，进军临平镇。甲申，次阜亭山，宋主遣知临安府贾余庆，同宗室保康军承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奉传国玺及降表诣军前。伯颜受讫，遣囊加歹以余庆等还临安，召宋宰臣出议降事。时宜中已遁，以文天祥代为丞相，不拜，自请至军前。乙酉，进军至临安北十五里，分遣董文炳、吕文焕、范文虎巡视城堡，安谕军民。囊加歹、洪模来报，宜中与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等，挟益王、广王下浙江，航海而南，惟谢太后及幼主在宫中。伯颜亟遣使谕右军阿剌罕、奥鲁赤，左军董文炳、范文虎，据守浙江，以劲兵五千人追之，不及而还。
丙戌，禁军士毋入城，遣吕文焕持黄榜谕临安中外军民，俾安堵如故。先是，三衙卫士，白昼，闾里小民，乘乱剽掠，至是民皆安之。丁亥，遣程鹏飞、洪双寿等入宫，慰谕谢后。戊子，谢后遣丞相吴坚、文天祥，枢密谢堂，安抚贾余庆，内官邓惟善来见，伯颜慰遣之，顾天祥举动不常，疑有异志，留之军中。天祥数请归，伯颜笑而不答。天祥怒曰：“我此来为两国大事，彼皆遣归，何故留我？”伯颜曰：“勿怒。汝为宋大臣，责任非轻，今日之事，政当与我共之。”令忙古歹、唆都馆伴羁縻之。令程鹏飞、洪双寿同贾余庆易宋主削帝号降表。己丑，驻军临安城北之湖州市。遣千户囊加歹等以宋传国玺入献。
庚寅，伯颜建大将旗鼓，率左右翼万户，巡临安城，观潮于浙江。暮还湖州市，宋宗室大臣皆来见。辛卯，万户张弘范、郎中孟祺同程鹏飞，以所易降表及宋主、谢后谕未附州郡手诏至军前。令镇抚唐古歹罢文天祥所招募义兵二万余人。壬辰，伯颜登狮子峰，观临安形势。命唆都抚谕军民，部分诸将，共守其城，护其宫。癸巳，谢后复使人来劳问，仍以温言慰遣之。甲午，分置其三衙诸司兵于各翼，以俟调遣；其生募等军，愿归者听。分遣萧郁、王世英等，招谕衢、信诸州。二月丁酉，遣刘颉等往淮西招夏贵，仍遣别将徇地浙东、西，于是知严州方回、知婺州刘怡、知台州杨必大、知处州梁椅，并以城降。
命右丞张惠，参政阿剌罕、董文炳、吕文焕入见谢后，宣布德意，以慰谕之。辛丑，宋主率文武百僚，望阙拜发降表。伯颜承制，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忙古歹、范文虎入治府事。复命张惠、阿剌罕、董文炳、吕文焕等入城，籍其军民钱谷之数，阅实仓库，收百官诰命、符印图籍，悉罢宋官府。取宋主居之别室。分遣新附官招谕湖南北、两广、四川未下州郡。部分诸将，分屯要害，仍禁人不得侵坏宋氏山陵。是日，进军浙江之浒，潮不至者三日，人以为天助。
癸卯，谢后命吴坚、贾余庆、谢堂、家铉翁、刘岊与文天祥并为祈请使，杨应奎、赵若秀为奉表押玺官，赴阙请命。伯颜拜表称贺曰：
臣伯颜言：国家之业大一统，海岳必明主之归；帝王之兵出万全，蛮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之爰及，迄文轨之会同。区宇一清，普天均庆。臣伯颜等诚欢诚忭，顿首顿首，恭惟皇帝陛下，道光五叶，统接千龄。梯航日出之邦，冠带月支之域；际丹崖而述职，奄瀚海而为家。独此岛夷，弗遵声教，谓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敌王师。连兵负固，逾四十年，背德食言，难一二计。当圣主飞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为城下之盟。逮凯奏之言旋，辄诈谋之复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招纳我叛臣，盗涟海三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载襄樊之讨，彼居然无一介行李之来。祸既出于自求，怒致闻于斯赫。臣伯颜等，肃将禁旅，恭行天诛。爰从襄汉之上流，复出武昌之故渡。籓屏一空于江表，烽烟直接于钱塘。尚无度德量力之心，荐有杀使毁书之事。属庙谟之亲廪，谓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剌罕取道于独松，董文炳进师于海渚，臣与阿塔海忝司中阃，直指伪都。掎角之势既成，水陆之师并进。常州已下，列郡传檄而悉平；临安为期，诸将连营而毕会。彼知穷蹙，迭致哀鸣。始则有为侄纳币之祈，次则有称籓奉玺之请。顾甘言何益于实事，率锐卒直抵于近郊。召来用事之大臣，放散思归之卫士。崛强心在，四郊之横草都无；飞走计穷，一片之降幡始竖。其宋国主已于二月初五日，望阙拜伏归附讫。所有仓廪府库，封籍待命外，臣奉扬宽大，抚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兹惟睿算，卓冠前王，视万里如目前，运天下于掌上。致令臣等，获对明时，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龙庭之想，上万年而为寿，敬陈虎拜之词。臣伯颜等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
戊申，坚等发临安，堂不行。癸丑，宋福王与芮奉书于伯颜，辞甚恳切，伯颜曰：“尔国既以归降，南北共为一家，王勿疑，宜速来，同预大事。”且遣迓之。戊午，夏贵以淮西降。庚申，命囊加歹传旨，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三月丁卯，伯颜入临安，俾郎中孟祺籍其礼乐祭器、册宝、仪仗、图书。庚午，囊加歹至。甲戌，与芮来。伯颜议以阿剌罕、董文炳留治行省事，以经略闽、粤；忙古歹以都督镇浙西；唆都以宣抚使镇浙东；唐兀歹、李庭护送宋君臣北上。乙亥，伯颜发临安。丁丑，阿塔海等宣诏，趣宋主、母后入觐，听诏毕，即日俱出宫，惟谢后以疾独留，隆国夫人黄氏、宫人从行者百余人，福王与芮、沂王乃猷、谢堂、杨镇而下，官属从行者数千人，三学之士数百人。宋主求见，伯颜曰：“未入朝，无相见之礼。”
五月乙未，伯颜以宋主至上都，世祖御大安阁受朝，降授宋主鳷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瀛国公。宋平，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关监二、县七百三十三。命伯颜告于天地宗庙，大赦天下。帝劳伯颜，伯颜再拜谢曰：“奉陛下成算，阿术效力，臣何功之有。”复拜同知枢密院，赐银鼠青鼠只孙二十袭。裨校有功者百二十三人，赏银有差。
初，海都称兵内向，诏以右丞相安童佐皇子北平王那木罕，统诸军于阿力麻里备之。十四年，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拘安童，胁宗王以叛，命伯颜率师讨之，与其众遇于斡鲁欢河，夹水而阵，相持终日，俟其懈，麾军为两队，掩其不备，破之，昔里吉走死。十八年二月，世祖命燕王抚军北边，以伯颜从，仍谕之曰：“伯颜才兼将相，忠于所事，故俾从汝，不可以常人遇之。”燕王每与论事，尊礼有加。是岁，颁群臣食邑，诏益以藤州等处四千九百七十七户。
伯颜之取宋而还也，诏百官郊迎以劳之，平章阿合马先百官半舍道谒，伯颜解所服玉钩绦遗之，且曰：“宋宝玉固多，吾实无所取，勿以此为薄也。”阿合马谓其轻己，思中伤之，乃诬以平宋时取其玉桃盏，帝命按之，无验，遂释之，复其任。阿合马既死，有献此盏者，帝愕然曰：“几陷我忠良！”别吉里迷失尝诬伯颜以死罪，未几，以它罪诛，敕伯颜临视，伯颜与之酒，怆然不顾而返。世祖问其故，对曰：“彼自有罪，以臣临之，人将不知天诛之公也。”
二十二年秋，宗王阿只吉失律，诏伯颜代总其军。先是，边兵尝乏食，伯颜令军中蔑怯叶儿及蓿敦之根贮之，人四斛，草粒称是，盛冬雨雪，人马赖以不饥。又令军士有捕塔剌不欢之兽而食者，积其皮至万，人莫知其意。既而遣使辇至京师，帝笑曰：“伯颜以边地寒，军士无衣，欲易吾缯帛耳。”遂赐以衣。二十四年春二月，或告乃颜反，诏伯颜窥觇之，乃多载衣裘入其境，辄以与驿人。既至，乃颜为设宴，谋执之，伯颜觉，与其从者趋出，分三道逸去。驿人以得衣裘故，争献健马，遂得脱，驰还白状。夏四月，乃颜反，从世祖亲征。奏李庭、董士选将汉军，得以汉法战。乃颜之党金家奴、塔不歹进逼乘舆，汉军力战，乃皆溃，卒擒乃颜。二十六年，进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出镇和林，和林置知院，自伯颜始。
二十九年秋，宗王明理铁木儿挟海都以叛，诏伯颜讨之，相值于阿撒忽秃岭，矢下如雨，众军莫敢登，伯颜令之曰：“汝寒君衣之，汝饥君食之，政欲效力于此时尔。于此不勉，将何以报！”麾诸军进，后者斩，伯颜先登陷阵，诸军望风争奋，大破之。明里铁木儿挺身走，命速哥、梯迷秃儿等追之。伯颜引军夜还，至必失秃，卒遇伏兵，伯颜坚壁不动，黎明，遂引去。伯颜轻骑追至别竭儿，速哥、梯迷秃儿等兵亦至，乃夹击之，斩首二千级，俘其余众以归。诸将言：古礼，兵胜必祃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囚虏为牲，伯颜不可，众皆叹服。军中获谍者，忻都欲杀之，伯颜不许，厚赐之，遣赍书谕明里铁木儿以祸福，明里铁木儿得书感泣，以众来归。未几，海都复犯边，伯颜留拒之。廷臣有谮伯颜久居北边，与海都通好，仍保守，无尺寸之获者，诏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代之，居伯颜于大同，以俟后命。玉昔帖木儿未至三驿，会海都兵复至，伯颜遣人语玉昔帖木儿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来，未晚也。”伯颜与海都兵交，且战且却，凡七日，诸将以为怯，愤曰：“果惧战，何不授军于大夫！”伯颜曰：“海都县军涉吾地，邀之则遁，诱其深入，一战可擒也。诸军必欲速战，若失海都，谁任其咎？”诸将曰：“请任之。”即还军击败之，海都果脱去。乃召玉昔帖木儿至军，授以印而行。时成宗以皇孙奉诏抚军北边，举酒以饯曰：“公去，将何以教我？”伯颜举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与女色耳。军中固当严纪律，而恩德不可偏废。冬夏营驻，循旧为便。”成宗悉从之。
三十年冬十二月，驿召至自大同，世祖不豫。明年正月，世祖崩，伯颜总百官以听。兵马司请日出鸣晨钟，日入鸣昏钟，以防变故，伯颜呵之曰：“汝将为贼邪！其一如平日。”适有盗内府银者，宰执以其幸赦而盗，欲诛之，伯颜曰：“何时无盗，今以谁命而诛之？”人皆服其有识。成宗即位于上都之大安阁，亲王有违言，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五月，拜开府仪同三司、太傅、录军国重事，依前知枢密院事，赐金银各有差。时相有忌之者，伯颜语之曰：“幸送我两罂美酒，与诸王饮于宫前，余非所知也。”江南三省累请罢行枢密院，成宗问于伯颜，时已属疾，张目对曰：“内而省、院各置为宜，外而军、民分隶不便。”成宗是之，三院遂罢。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陨于东北。己亥，雨木冰。庚子，伯颜薨，年五十九。
伯颜深略善断，将二十万众伐宋，若将一人，诸帅仰之若神明。毕事还朝，归装惟衣被而已，未尝言功也。大德八年，特赠宣忠佐命开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谥忠武。至正四年，加赠宣忠佐命开济翊戴功臣，进封淮王，余如故。
子买的，佥枢密院事；囊加歹，枢密副使。孙相嘉失礼，同佥枢密院事、集贤学士。至治末，省先茔于白只剌山，闻有变，赴上都，或劝少避之，曰：“我与国同休戚，今有难，可避乎！”至上都，果见囚。久之得释，寻拜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曾孙普达失理，皆能世其家。
人物传记
12世纪初叶的中国北方，正是辽、宋、金三个逐鹿天下、生死搏杀的时代。?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样的乱世，是百姓的灾难，也是枭雄的舞台。而在郭药师的身上，这两种时代色彩却都有。
辽朝末年，由于统治者的腐朽统治，加上天灾不断，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流民。辽天祚帝天庆六年（1116），渤海人高永昌在女的帮助下，杀了辽东京留守萧保先，建立大元国，占领了辽东50余州。辽国出兵讨伐高永昌，却被前来支援高永昌的女真兵所败。
辽国兵力告急，加上当时辽东流民不计其数，为了扩编军队，也为了防止流民造反，天祚帝命燕王耶律淳招募辽东饥民，取报怨于女真之意，谓之?怨军?。怨军共八营28000人，郭药师就是其中的一位首领。然而，怨军终究只是由流民组建的部队，战斗力和凝聚力都不强，连吃败仗不说，还接连发生叛乱。
保大元年（1121），辽国以东南路怨军将领董小丑征讨利州叛乱不利为由将其被处死，其手下罗青汉、董仲孙等率怨军作乱。辽都统耶律余睹、萧干率兵平叛，郭药师见辽军不可力敌，便杀了罗青汉等人，接受了辽国的招安。
镇压怨军以后，耶律余睹认为?前年两营叛，劫掠乾州，已从招安；今岁全军复叛，而攻锦州。苟我军不来，城破，则数万居民被害。所谓怨军，未能报怨于金人，而屡怨叛于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杀净尽，则永诀后患。?（《续资治通鉴》）然而萧干不同意，他认为?亦有忠义为一时胁从者，岂可尽诛杀之？?
就这样，郭药师等人侥幸保全了性命。这件事让郭药师对萧干感恩戴德的同时，也让郭药师对于求生有了更强烈的渴望，他知道，只有自己有实力，才能在这乱世中活下去。而郭药师斩杀昔日同僚接受辽国招安，也可以看出他反复无常、心狠手辣的性格。
其实，耶律余睹说怨军和郭药师是后患也没有说错。保大二年（1122），金军已经攻占辽国半壁江山，天祚帝逃奔夹山，耶律淳留守南京。由于?药师年少壮，貌颇伟岸，而沈毅果敢，以威武御众，人多附之。初以武勇四军荐授殿直，从征女真，积前后功?，为了拉拢郭药师和怨军，耶律淳将怨军改为常胜军，并擢升郭药师为都管押常胜军、涿州留守。
可是，辽国的提拔没有换来郭药师的忠心，郭药师本就是汉人，而且他还是辽东饥民出身，曾差点死于辽人之手，所以他对于辽国没有什么情感。辽国在金、宋合攻下难以支撑，郭药师见辽国大势已去，加之辽人准备对他动手，于是他急召所部，鼓动他们投宋。结果?万口喧呼，无不响应，遂囚监军萧余庆等，乃遣团练使赵鹤寿帅精兵八千，铁骑五百，一州四县奉使来降?。（《三朝北盟会编》）
郭药师降宋，对于辽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萧太后不得不向宋、金同时奉表称臣，来获得喘息的机会。然而对于北宋来说，郭药师愿意携常胜军投降却是一个天大的喜事。北宋虽然已经和金约好共同伐辽，但北宋军队却多次败于辽国残军之手，让北宋受辱的同时，也对灭辽之后的?分赃?很不利。可如今有了郭药师和他的常胜军，这对于北宋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事实上郭药师也确实很能打仗，可以说在他降宋以后，他和他的常胜军就成了北宋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了。在郭药师的建议下，刘延庆以郭药师为先锋，率领轻骑突袭燕京城，城内常胜军的内应联合汉人打开城门，燕京失守。燕京是燕云十六州里极其重要的一座城池，这也是北宋伐辽少有的大胜仗。可是这个胜利却冲昏了北宋将领的头脑，他们不听郭药师劝告，下令屠尽城中契丹、奚人。而且宋军军纪很差，到处烧杀抢掠，引起了城内百姓的不满，激发民变。萧干得知燕京陷落后，也立刻率军回援。宋军在内外夹击之下，溃不成军，只有郭药师等人侥幸逃了出来。刘延庆听说燕京又到了辽人手中，立刻烧营撤退，辽军乘胜追击，宋军大败。
这一战，对于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北宋军队的无能被进一步凸显出来，郭药师得到了朝廷的重用，但他本人对于北宋却很失望。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则彻底寒了郭药师的心。
北宋收复燕京以后，投降金人的辽国旧将张觉又投降宋朝。金人讨伐张觉，张觉逃进燕京城内。在金人的逼迫下，燕京宣抚王安中舍弃了张觉，将他杀死，头颅送给了金人。这件事对于所有降宋的将士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常胜军将士无不流泪，郭药师悲声说：?如果来索要药师又当怎么样呢？?
没有人知道，如果北宋不杀张觉，郭药师会不会降金，但是历史没有设，北宋确实舍弃了来投奔的张觉，寒了降宋将士的心，郭药师也确实辜负了北宋的信任，再次倒戈，投降金人。而且，由于北宋对常胜军的扶持，当郭药师投降金人时，他已经有精锐士卒五万，乡兵三十万。
金人对于郭药师很看重，?太宗以药师为燕京留守，给以金牌，赐姓完颜氏。从宗望伐宋，凡宋事虚实，药师尽知之?。在郭药师的带领下，金人对北宋的战事变得顺利很多，北宋也彻底失去了和金人抗衡的机会。
可是，没有人会信任一个三易其主的将领。金人退兵以后，就找借口夺了郭药师的兵权。《大金国志》评价道：?大金虽以权宜用之，其心岂不疑之哉？始夺其常胜军并器甲鞍马散之，继夺其家财没入之，药师得不死幸矣。?
自此以后，郭药师再没有载于史籍，他成了历史洪流里的一朵浪花，很快就消失不见。郭药师就是那个时代枭雄人物的代表，他可耻、他奸诈，他反复无常、他背信弃义，可是他所做的一切，又都只是为了在乱世当中求取生存。郭药师最终的结局是他咎由自取，正如《金史》中的评论：?郭药师者，辽之余孽，宋之厉阶，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为三国之祸福，如是其不侔也?。郭药师的一生，也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韩琦的人物生平
柳宗元行吗?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盖河东人。从曾祖奭为中书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时。父镇，天宝末遇乱，奉母隐王屋山，常间行求养，后徙于吴。肃宗平贼，镇上书言事，擢左卫率府兵曹参军。佐郭子仪朔方府，三迁殿中侍御史。以事触窦参，贬夔州司马。还，终侍御史。
宗元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第进士、博学宏辞科，授校书郎，调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善王叔文、韦执谊，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与计事，擢礼部员外郎，欲大进用。
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雅善萧亻免，诒书言情曰：
仆向者进当臲卼不安之势，平居闭门，口舌无数，又久兴游者，岌岌而操其间。其求进而退者，皆聚为仇怨，造作粉饰，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断于内，孰能了仆于冥冥间哉？仆当时年三十三，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媢疾，可得乎？与罪人交十年，官以是进，辱在附会。圣朝宽大，贬黜甚薄，不塞众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怪人。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仇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悦可，自以速援引之路。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无此身矣。是非荣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为罪。
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眊重膇，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惨懔，毛发萧条，瞿然注视，怵惕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也。楚、越间声音特异，鴂舌啅噪，今听之恬然不怪，已与为类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哓哓，昼夜满耳；闻北人言，则啼呼走匿，虽病夫亦怛然骇之。出门见适州闾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后兴。自料居此，尚复几何，岂可更不知止，言说长短，重为一世非笑哉？读《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穷”，往复益喜，曰：“嗟乎！余虽家置一喙以自称道，诟益甚耳。”用是更乐喑默，与木石为徒，不复致意。
今天子兴教化，定邪正，海内皆欣欣怡愉，而仆与四五子者，沦陷如此，岂非命欤？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终身为顽人之类，犹有少耻，未能尽忘。傥因贼平庆赏之际，得以见白，使受天泽余润，虽朽枿败腐不能生植，犹足蒸出芝菌，以为瑞物。一释废锢，移数县之地，则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后收召魂魄，买土一廛为耕氓，朝夕歌谣，使成文章，庶木铎者取，献之法宫，增圣唐大雅之什，虽不得位，亦不虚为太平人矣。
又诒京兆尹许孟容曰：
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忠正信义为志，兴尧、舜、孔子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以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臲卼，事既壅隔，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今党与幸获宽贷，各得善地，无公事，坐食奉禄，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废痼，希望外之泽哉？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
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神理降罚，又不能即死，犹对人语言，饮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复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来二千五百年，代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热。茕茕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人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每春秋时飨，孑立捧奠，顾眄无后继者，懔懔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伤骨，若受锋刃。此诚丈人所共闵惜也。先墓在城南，无异子弟为主，独托村邻。自谴逐来，消息存亡不一至，乡闾主守固以益怠。昼夜哀愤，惧便毁伤松柏，刍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礼重拜扫，今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数顷田，树果数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秽，恐便斩伐，无复爱惜。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系心腑，然无可为者。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僇。是以当食不知辛咸节适，洗沐盥漱，动逾岁时，一搔皮肤，尘垢满爪，诚忧恐悲伤，无所告诉，以至此也。
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以百数。故有无兄盗嫂，娶孤女挝妇翁者。然赖当世豪杰分明辨列，卒光史册。管仲遇盗，升为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礼之。今已无古人之实为而有诟，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买金以偿同舍；刘宽下车，归牛乡人。此诚知疑似之不可辩，非口舌所能胜也。郑詹束缚于晋，终以无死；钟仪南音，卒获返国；叔向囚虏，自期必免；范痤骑危，以生易死；蒯通据鼎耳，为齐上客；张苍、韩信伏斧锧，终取将相；邹阳狱中，以书自治；贾生斥逐，复召宣室；儿宽摈厄，后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刘向下狱当诛，为汉儒宗。此皆瑰伟博辩奇壮之士，能自解脱。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婴痼病，虽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阔矣。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然力薄志劣，无异能解，欲秉笔覙缕，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能成章。往时读书，自以不至牴滞，今皆顽然无复省录。读古人一传，数纸后，则再三伸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令万一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亦不堪当世用矣！
伏惟兴哀于无用之地，垂德于不报之所，以通家宗祀为念，有可动心者操之勿失。虽不敢望归扫茔域，退托先人之庐，以尽余齿，姑遂少北，益轻瘴疠，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长辞，如得甘寝，无复恨矣！
然众畏其才高，惩刈复进，故无用力者。
宗元久汩振，其为文，思益深。尝著书一篇，号《贞符》，曰：
臣所贬州流人吴武陵为臣言：“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诚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独仲舒尔，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臣为尚书郎时，尝著《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累积厚久宜享无极之义，本末闳阔。会贬逐中辍，不克备究。”武陵即叩头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圣王之典不立，无以抑诡类、拔正道、表核万代。”臣不胜奋激，即具为书。念终泯没蛮夷，不闻于时，独不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无所憾，用是自决。臣宗元稽首拜手以闻曰：
孰称古初，朴蒙空侗而无争，厥流以讹，越乃奋夺，斗怒振动，专肆为*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总总而生，林林而群。雪霜风雨雷雹暴其外，于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饥渴牝牡之欲驱其内，于是乃噬禽兽，咀果谷。合偶而居，交焉而争，睽焉而斗，力大者搏，齿利者啮，爪刚者决，群众者轧，兵良者杀，披披藉藉，草野涂血。在后强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为曹于险阴，用号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绍者嗣，道怠者夺。于是有圣人焉，曰黄帝，游其兵车，交贯乎其内，一统类，齐制量，然犹大公之道不克建。于是有圣人焉，曰尧，置州牧四岳，持而纲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参而维之，运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统率；年老，举圣人而禅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观之，厥初罔匪极乱，而后稍可为也。而非德不树，故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俊德”，于舜曰“浚哲文明”，于禹曰“文命祗承于帝”，于汤曰“克宽克仁，章信兆民”，于武王曰“有道曾孙”。稽揆典誓，贞哉惟兹德，实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后之祅*嚣昏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乌以为符，斯皆诡谲阔诞，其可羞也，莫知本于厥贞。
汉用大度，克怀于有氓，登能庸贤，濯痍煦寒，以瘳以熙，兹其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类号休，用夸诬于无知氓，增以驺虞、神鼎，胁驱纵踊，俾东之泰山、石闾，作大号谓之“封禅”，皆《尚书》所无有。莽、述承效，卒奋骜逆。其后有贤帝曰光武，克绥天下，复承旧物，犹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晋而下，尨乱钩裂，厥符不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驳乎无以议为也。
积大乱至于隋氏，环四海以为鼎，跨九垠以为炉，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灼烂，号呼腾蹈，莫有救止。于是大圣乃起，丕降霖雨，浚涤荡沃，蒸为清氛，疏为泠风，人乃漻然休然，相晞以生，相持以成，相弥以宁。琢斮屠剔膏流节离之祸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肤，以达于夷途。焚坼抵掎奔走转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鸠类集族，歌舞悦怿，用抵于元德。徒奋袒呼，犒迎义旅，欢动，至于麾下。大盗豪据，阻命遏德，义威殄戮，咸坠厥绪。无刘于虐，人乃并受休嘉，去隋氏，克归于唐，踯躅讴歌，灏灏和宁。帝庸威栗，惟人之为。敬奠厥赋，积藏于下，是谓丰国。乡为义廪，敛发谨饬，岁丁大侵，人以有年。简于厥刑，不残而惩，是谓严威。小属而支，大生而孥，恺悌祗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谒而获；凡其所恶，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货力。丕扬于后嗣，用垂于帝式，十圣济厥治，孝仁平宽，惟祖之则。泽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无穷。
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鸲大，宋之君以法星寿，郑以龙衰，鲁以麟弱，白雉亡汉，黄犀死莽，恶在其为符也？不胜唐德之代，光绍明浚，深鸿尨大，保人斯无疆，宜荐于郊庙，文之雅诗，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谌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诗曰：
于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贞厥符，浩浩将之。仁函于肤，刃莫毕屠。泽?于爨，灊炎以澣。勃厥凶德，乃驱乃夷。懿其休风，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宁以嬉。赋彻而藏，厚我糗粻。刑轻以清，我完靡伤。贻我子孙，百代是康。十圣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己。拱之戴之，神其尔宜。载扬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诚神，宜鉴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归。濮钅公于北，祝栗于南，幅员西东，祗一乃心。祝唐之纪，后天罔坠；祝皇之寿，与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诚笃之。神协人同，道以告之。俾弥亿万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毘之。仁增以崇，曷不尔思？有号于天，佥曰呜呼，咨尔皇灵，无替厥符！
宗元不得召，内闵悼，悔念往吝，作赋自儆曰：
惩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始余学而观古兮，怪今昔之异谋。惟聪明为可考兮，追骏步而遐游。絜诚之既信直兮，仁友蔼而萃之。日施陈以系縻兮，邀尧舜禹之为。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
曰道有象兮，而无其形。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不及则殆兮，过则失贞。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万类芸芸兮，率由以宁。刚柔弛张兮，出入纶经。登能抑枉兮，白黑浊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婴。
奉訏谟以植内兮，欣余志之有获。再明信乎策书兮，谓耿然而不惑。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图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术以致忠兮，众呀然而互吓。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兮鼎镬。幸皇鉴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适。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既明惧乎天讨兮，又幽忄栗乎鬼责。惶惶乎夜寤而昼骇兮，类鹿濩秬之不息。
凌洞庭之洋洋兮，溯湘流之沄沄。飘风击以扬波兮，舟摧抑而回邅。日霾曀以昧幽兮，黝云涌而上屯。暮屑窣以*雨兮，听嗷嗷之哀猿。众鸟萃而啾号兮，沸洲渚以连山。漂遥逐其讵止兮，逝莫属余之形魂。攒峦奔以纡委兮，束汹涌之崩湍。畔尺进而寻退兮，荡洄汩乎沦涟。际穷冬而止居兮，羁累棼以萦缠。
哀吾生之孔艰兮，循《凯风》之悲诗。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为！逾再岁之寒暑兮，犹贸贸而自持。将沈渊而陨命兮，讵蔽罪以塞祸？惟灭身而无后兮，顾前志犹未可。进路呀以划绝兮，退伏匿又不果。为孤囚以终世兮，长拘挛而轗轲。
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将显身以直遂兮，众之所宜蔽也。不择言以危肆兮，固群祸之际也。
御长辕之无桡兮，行九折之峨峨。却惊棹以横江兮，溯凌天之腾波。幸余死之已缓兮，完形躯之既多。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
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时刘禹锡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锡亲在堂，吾不忍其穷，无辞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为母子永决。”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锡而自往播。会大臣亦为禹锡请，因改连州。
柳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没为奴婢。宗元设方计，悉赎归之。尤贫者，令书庸，视直足相当，还其质。已没者，出己钱助赎。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
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既坐废，遂不振。然其才实高，名盖一时。韩愈评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既没，柳人怀之，托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辄死。庙于罗池，愈因碑以实之云。
欧阳修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
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皱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苏舜软、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颐，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
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庆历三年，知谏院。
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朝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劝）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谓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则同道而相益，以为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而赐五品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遂知制浩。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
奉使河东。自西方用兵，议者欲废麟州以省馈饷。修曰："麟州天险，不可废，废之，则河内郡县城以，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并河内诸堡，缓急得以应援，而平时可省转输，于策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苛山岚多禁地废田，愿令民得耕之，不然将为敌有。"朝廷下其议，久乃行，岁得杰数百万斛。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者，奏罢十数事。
使还，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久为间。"贼平，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修捕博文系狱，昭亮惧，立出所纳妇。兵之始乱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杀之，胁从二千人，分隶诸郡。富弼为宣抚使，恐后生变，将使同日诛之，与修遇于内黄，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脱一郡不从，为变不细。"弼悟而止。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唯有专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说，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驾于外，臣为朝廷借之。"于是益尽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博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召判流内铨，时在外十一年矣。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奉使契丹，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
知嘉佑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器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修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
台谏论执中过恶，而执中犹迁延固位。修上疏，以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为圣德之累。"未几，执中罢。修尝因水灾上疏曰："陛下临御三纪，而储宫未建。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汉太宗。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后建立英宗，盖原于此。
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修在兵府，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戊多少、地理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缺屯戊者，必加搜补。其在，与韩琦同心辅政。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时东宫犹未定，与韩琦等协定大议。英宗以疾未亲政，皇太后垂帘，左右交构，几成嫌隙。韩琦奏事，太后泣语之故。琦以帝疾为解，太后意不释，修进曰："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宠，太后处之裕如，今母子之间，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复曰："仁宗在位久，德泽在人。故一日晏驾，天下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一妇人，臣等五六书生耳，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
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
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
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在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韩琦一时名闻京华。
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宋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年），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一万八千人，以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这正是西夏军队发出的信号。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
好水川之战，元乃是昊用陕西落第举子张元之计，大败韩琦，张元乃作诗一首投掷宋境，讽刺道：“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
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
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道：“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
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著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一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庆历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全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庆历五年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皇祐五年（1053）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今安阳市）。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进士及第，不久就给枢密使韩琦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提携，这封信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上枢密韩太尉书》。
嘉祐三年（1058年），出任宰相。英宗即位后，封为魏国公。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出判相州。作为元老重臣，他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宋神宗一度有所感悟：“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
嘉祐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慈圣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李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针对辽朝利用宋朝与西夏战争和国内危机时要求割让领土，韩琦也表示应该拒绝辽朝的无理要求，献策加强防范，增强对辽朝的军事准备，用武力抗击侵略，洗雪旧耻。“臣今为陛下计，宜遣报使，且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堕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配享英宗庙庭。 后遗作编为《安阳集》。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 宋代宰相 官衔 西历任期 宋历任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1058年6月30日－1061年10月6日 嘉祐三年六月丙午-嘉祐六年八月庚子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1061年10月6日－1067年11月5日 嘉祐六年八月庚子-治平四年九月辛丑
